当每个人都可以是记者，记者的价值又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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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哈钦斯委员会——美国一个探讨媒体未来发展的民间组织在报告中发出警告：
“新闻界的专业化发展大大降低了能通过媒体表达意见和观点的人群比例……新闻机构将服务于少数人，无法满足社会整体的需要。”
然而预想中专业媒体的垄断最终没有到来，因为哈钦斯委员会未能预见互联网的诞生，更没能看见在一个自媒体的时代，现代化的传播手段如何击穿新闻记者与平民化传播者之间的技术壁垒。
二十年前，当某个热点事件出现，人们会打开电视，守在节目前，等待新闻记者的解读；如今，人们会打开手机，前往社交媒体，任何人都可以作出自己的解读。
截至2022年底，中国互联网使用者达到10.32亿人，平均每人每天上网5小时15分钟。这彻底改变了中国人获取新闻的方式和预期，传统的新闻记者越来越遭到质疑：在自媒体时代，当通过技术加持，每个人都可以是“记者”，真正的记者存在的价值又是什么？
随着社会高速发展，这个世界的复杂程度超乎了我们的想象，个体已经几乎不可能独立了解一件事情的全貌，或是在不借助他人的情况下，找到某个问题的完美答案。你查阅的每一本书、搜索的每一个词条，背后都是一个体系在支撑。
这个体系就是专业化，而专业化正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组织形式，比如说经济领域有职业经理人，政治领域有代议制帮助公民行使权力。新闻领域也不例外，这个社会永远需要专业的传播者引领思想，实现信息有效且完整的流动。
很多人之所以质疑记者的价值，是因为他们看到了大量过去专属于职业新闻人的工作，如今正在由平民化的传播者承担。但这与其说是记者的专业化不再被需要，不如说是时代向记者的专业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鞭策记者作为一个整体提供更符合当代社会所需的专业服务，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2月3日在研究应对新冠疫情工作时指出，媒体要“发布权威信息，正视存在的问题，回应群众的关切，增强及时性、针对性、专业性，引导群众增强信心、坚定信心”，而非做简单的传声筒。
某种意义上，新时代区分专业记者和大众化传播者的界限不是职业精英主义，记者再也不能仅凭“记者”这两个字就获得公众无条件的信任，而是带来高价值信息增量的能力：它要求专业记者通过理解学习自己所报道的对象，深入事实的肌理和本质，带来独到的分析评述，从而与新媒体时代泛滥的低价值信息相区隔，重获公众的价值认可。
新媒体时代，记者除了提供更优质的专业服务，其价值还在于守住大众传媒的道德良知。
任何促进大众传媒发展的手段也可以威胁到大众传媒，正如同新媒体制衡了专业媒体的精英主义，这个社会同样需要专业记者的道德良知去对抗资本逻辑和流量经济主导下的媒体泛滥。
比如说借助算法推荐每个人感兴趣内容的新媒体运作机制，也许本意是在信息爆炸的时代避免碎片化信息的冲击，最大化资讯传播的效率，但这样的算法设计同样令用户陷入“信息茧房”之中：当我们自以为是在自由地浏览信息时，我们实际上是在阅读一份为自己量身定制的“个人时报”。
随着社交媒体使用者逐渐被“兴趣”所垄断，算法在流量经济的压力下，越来越倾向于以重复的内容轰炸用户，而用户在吸收算法推荐内容的过程中再次强化固有的内容取向，形成恶性循环，轻则产生激进观点和言论，重则抱团形成“极化”群体。
讽刺的是，大众媒体的本意在于实现信息的大范围流通，为不同民意求得共识、不同群体弥合分歧创造可能性；但倾向于“你要什么我就卖什么”的资本逻辑则通过内容的“个性化过滤”反而导致网络分裂成不同的群体，且群体之间互相排斥，全社会范围内公共信息流通的空间遭到最大程度的挤压。
为了化解信息茧房带来的负面效应，大众媒体的信息流通必须得到常态化的疏导，一些公众也许不喜欢但有必要的信息必须被供应，事实上只有以社会整体利益为着眼点的职业媒体人才会也才有可能做到这一点，以自身的道德良知超越资本逻辑和流量经济，让困在信息茧房中的新媒体使用者尽可能接触到不同群体、不同阶层的观点，让尽可能多的公众回到公共议题讨论，而非孤立在自己的兴趣群体之中。
作者丨章海北，深圳卫视直新闻特约记者
编辑丨杨颖，深圳卫视直新闻主编
排版丨苏瑞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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